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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寓言故事看韩非》

从寓言故事看韩非思想

说道先秦诸子百家，能让人想起许多优秀的思想家。由于战乱的祸害同时带来的言论的极度开放促使了这场永远分不清孰对孰错的辩论。要说品读百家经典，总能感叹儒家的博学，墨家的侠义，道家理性的辩证思考，但要说最有意思的，多数人要说是法家的《韩非子》。韩非子闻名于他的朴素论证法。所谓朴素论证，简单来说好比现在的归纳法，就是用大量的例子，多点一线地论证观点。读韩慈母情深非子的文章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韩非子虽然是口吃，但笔头功夫如行云流水，不仅在他说明治国方针是大量用到了故事，寓言，甚至有《外储说左上》四篇专门通过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形象地说明问题的文字。诚然，故事多也会让人觉得法家，到底是不是能降大任于斯的学派，怎么竟日在说些“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且慢，胡说胡有理，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背后，蕴藏着韩非怎样的智慧呢？

矛与盾

要说矛盾，要从道家的辩证思想说起，后些朝代所谓的“儒表法里”，其实没说全。法家最深一层的思想有道家的影子。《道德经》中说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说的就是儒家所谓的礼乐，正是因为社会上道德败坏，君主才要强调礼乐来维护道德；同样，现今君主维护礼乐，恰恰说明了社会的礼崩乐坏。韩非对这一观点加以利用和继承，用于反驳儒家的礼治。众所周知，儒家是提倡礼治的，要用道德品质来管理国家。《韩非子·难势》对此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证。

（先设立公认的大前提）

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

在说明“势”能让无论品德高尚或败坏的人同样约束人民的同时，背后其实还指出了即使是贤人，也要有权势才能治理国家的道理。否则就像孔子，虽为圣人，言论思想仅限于弟子之间。

（再树立所谓的矛和盾）

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这样，只要有权势就能约束他人的一根矛就做好了，就差一面盾了。”

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

之不相容亦明矣。韩非子寓言故事大全

啊原来盾在这里，在于儒家深信不疑的贤治。品德高尚的人是不受约束的，这样，什么都能约束的势治就和不受约束的贤治发生了矛盾，用权势来治理天下和用道德来治理天下不能共存。说道这里你可能就要问了，不能共存怎么了，你用你的权势，我用我的道德没看出哪里不对啊。不过，刚才说过，贤人若不给他权势是没办法治理国家的。这是典型的搬起儒家的石头，砸了儒家的脚。

精彩！一个流传千古的自相矛盾的故事跃然纸上。不过，韩非的论证是韩非的逻辑，贤人来治理国家固然好，桀纣来这里国家固然不好，但是人不是一尘不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让实习的君主变得贤能，势治和贤治未必不能统一。

不管怎样，矛盾这一说不仅对后世的思想有重大影响，在后文中将要提到的寓言中也能体现。将它置于寓言之首，说明它多少有些贯穿的东西在里面。

内容与形式

内容与形式是先秦诸子百家经常讨论的话题。这两样东西不是空的，包括许多实际的东西。比如文章的文采，内心的高尚和外表的华美等。

关于文章的文采，是由于当时许多人批评墨子的文字毫无文采可言。韩非说了两个故事。 （一）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二）

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当然就是我们熟知的“秦伯嫁女”和“买椟还珠”。这是为墨子一记响亮的辩护。华美的文采有时不就好像这装饰过盛的盒子和比女儿还漂亮的随从，苹果作文喧宾夺主，反而掩盖了文章本身的内容。从这里不难发现韩非子的态度：更重内容。

关于高尚与华美，要先从儒家说起。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

儒家学说认为，君子要体现出他的道德水准，必须有虎皮这种形式是上的东西来体现。如果把犬羊的毛皮和虎皮拿来，都去掉花纹，还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内心的高尚和外表的华美，或者说是人的文采，气质修养是统一的，密切相关的。

而韩非子为了反驳这种观点（根本上为了反对礼乐制度），就有这样几说。

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韩非子·解老》

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

显然，韩非子把内在的美好和外在的形式比作放在同一个器皿里的冰和炭，比作寒暑，不能共存。从这里，不难发现道家思想的痕迹（上文有提到）。

这样，韩非得出了一个结论。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韩非子·解老》

礼乐，文采就好比人的装饰。

这样又形成了矛盾关系，儒家越是维护礼乐制度，就越是说明人性，人心不好，而我们知道，孟子有他著名的“人皆可为尧舜”一说，微妙地说明了人心向善，或者说性本善。又一次从儒家的逻辑中反驳了礼乐。当然，这也是从韩非基于道家的理论的逻辑。儒家就说，一个人越是衣冠楚楚，越是有礼有矩，就越是说明了人心的美好。但这样根本的逻辑出发点的对错问题去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若要讨论就好像小孩子在玩石头剪子布，谁赢就听谁了。

守旧与创新

《史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倍受秦王嬴政的赏识。韩非的理论是反对守旧，面向未来的，不妨先来看看孔夫子的政治理想。韩非子寓言故事大全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

周朝的礼乐是多么丰富而完备啊，多想回到周朝的时代。不只是孔子，还有许多学派都要回到过去，在此不一一列举。而倍受秦王赏识的《五蠹》一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韩非子·五蠹》 还有。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人曰：“何不试之以足? ”

曰：“宁信度，无自信也。”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这不就是小时候爸妈也讲，初中了课文也讲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吗？回忆当时是怎么讲的，大概是不能死脑筋，一味地守旧。现在知道了，守的的是什么旧？不正是反驳了那些沉迷于尧舜，周朝所谓完美的社会制度的哪些人吗？对于这些，韩非有这样的消极评价。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

他就说了，儒家八派，墨家三派，都自称是正统的儒家，墨家，谁知道哪个才是真的呢？同样，尧舜已经死了，你们现在都自称要回到尧舜，谁知道尧舜时代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连现在还存于世间的儒家自己都分不清自己的学说，要怎么去分清几百年前的尧舜的学术说呢？

这样，韩非的态度就很明显了。守旧就好像那个等着兔子撞死的宋人一样，为人耻笑。

虽然最终，韩非因为小人的谗言而死于非命，但他的政治理想，其实算是实现了。不仅秦国就是用了继商鞅变法后的法制制度，法家的理论对后世法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韩非这样一个有口吃的人，用笔，用他的故事在先秦诸子中打出一片天，脱颖而出，在为他有趣的寓言故事津津乐道的时候，也会赞叹他以及法家的伟业。

第二篇:《庄子和韩非子寓言故事的不同》

庄子和韩非子寓言故事的不同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一书。《庄子·寓言》中说：“寓言十九，借外论之。”但古今中外的有关人士对寓言及寓言文学的理解却不够一致。寓言真可谓人类文学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种体裁，它故事中皆寄托着寓意。激情中多富有理性色彩，智慧中又不乏诙谐情趣。

中国寓言源远流长，并在很早以前就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形成了东亚寓言体系，与印度南亚体系和希腊欧洲体系鼎足而立。作为世界三大寓言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大概夏商之交已有口头寓言产生”，“现存最早见于书面记载的寓言，应算《国语》和《左传》中的某些故事”。战国时期是“寓言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随着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人们的眼界逐渐开阔，思想也日益活跃，抽象的哲学与空洞的说教已不足以表达丰富的思想，不易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于是寓言这种文学形式便应运而生并得以迅速发展。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广泛运用寓言故事论辩是非，陈述政见，不仅出现了纵横策士在游说时运用的一些十分优秀的寓言作品，而且还出现了以墨翟、孟子、庄周、韩非等为代表的一批比较成熟的寓言作家。

据统计，战国时代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数量近千则，其中《韩非子》就有300则以上，《吕氏春秋》和《庄子》均有200则左右，《列子》和《战国策》也有近100则。这些寓言作品的创作，虽然不是出于纯文学的教化和审美动机，而只是充当陈情说理的工具，虽然形式上没有独立成篇和拟定篇名，而是基本上依附在散文母体之中，但是它们在中国寓言发展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是《庄子》和《韩非子》这两部杰作，其寓言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各具特色。

一、思想内容上的相异之处

《庄子》寓言体现了道家学派的主张，《韩非子》寓言表现了法家学派的观点。《庄子》和《韩非子》在先秦诸子哲理散文中，分别是道家学派和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二者均主要以寓言故事为载体，出色地反映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哲学

观点。

“道”是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庄子把“道”看做世界最高原理，认为道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是世界的终极根源和主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在宥》)，人们只要通过“虚静”、“心斋”、“绝圣弃欲”，就可以体悟“道”，进入“道”的境界。《庄子·知北游》有一则东郭子向庄子询问“道”的寓言：庄子首先肯定地回答“道无所不在”，然后依次告诉军训工作总结他“在蝼蚁”、“在梯稗”、“在瓦甓”、“在屎溺”，最后强调说，“汝性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这就反复告诫人们，大道不简秽贱，处处有之。《庄子·天运》中“孔子游于卫”的故事，先后将“陈之刍狗”、“推舟于陆”、“桔槔俯仰随人”、“猥狙衣周公服”、“丑人效颦”等寓言组织在一起，反复论证，含蓄而深刻地表现了寓意，即借师金之口，批评孔子遨游于仁义之域，卧寝于礼信之乡，“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只有去智绝圣，如桔槔随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进入无何有之乡，达到真正与天地万物相通的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界。

“任自然”、求“无为”是道家学派的核心内容，《庄子》中不少寓言体现了这一思想。如《庄子·应帝王》中的“浑沌之死”，说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善待之恩，尝试着为浑沌凿人皆具有的七窍，结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庄子·至乐》中的“鲁侯养鸟”，说鲁侯得到一只止于郊外的海鸟，为之“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结果使鸟“眩视忧悲，三日而死”。这两则寓言从反面说明不顺应自然而企图有所作为，其结局是悲惨的。又如，《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通过良庖岁更刀、族庖月更刀，与“今臣之刀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的比较，用庖丁目无全牛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事实，说明何以养生、处世以致“保身”、“全生”、“尽年”的道理。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创作的寓言全面地宣传了他的法治思想。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代言人，他继承了商鞅的“明法”、申不害的“任术”、慎到的“乘势”理论，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以法为核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学说，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理论基础。《储说》中的200多则寓言，不仅有强调“必罚明威”、“信赏尽能”、“慎言独断”的，而且有说明“明主之道”、“臣主之理”、“臣下之节”的；既肯定了严刑峻法的重要性，又突出了教条保守的危害性，有时甚至宣扬了驾驭权术的必要性。如《内储说上》：“韩

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不。”寓言对韩昭侯玩弄手腕“以此察左右诚不”的做法，归之为“挟知而问”之术，这充分说明作者对此举动的态度是称道的。

此外，《解老》中的“詹何猜牛”，告诫人们主观臆测是非常危险的；《外储说左上》中的“齐桓公好服紫”，说明执法者应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难一》中的“自相矛盾”，指出了“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的道理，这是韩非矛盾学说的寓言体现。用逻辑学的话说，两个相互否定的命题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二者不能同时为真。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

二、题材来源的相异之处

《庄子》寓言题材比较广泛，来自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应有尽有；《韩非子》寓言题材比较单一，多来自历史故事。《庄子》中的寓言，据统计，共261则，其中取材于动物或植物的有34则，取材于人物的有227则。在人物寓言中，直接与庄周其人有关的故事14则，人物与动、植物参半的故事5则，只有人物形象(包括传说人物、历史人物、虚构人物等)的达208则l圳。如，黄帝、神农、浑沌、离朱、河伯、海神等都直接取材自神话传说，鲲鹏、凤凰、海鸟等动物形象也有原始神话传说的蛛丝马迹。历史人物，如孔子、老子、列子、颜回、曾子、许由、宋荣子、孙叔敖等，他们在《庄子》寓言中出现，多不是还原性描绘，而是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历史的真实性，成了新的人物形象。《庄子》寓言为了表达的需要，还随意驱遣，虚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名字，如无所谓、孟子反、大公调、无穷、无始、子祀，等等。

《韩非子》中的寓言，据统计，共340则，其中取材于神话故事的有5则，引述民间故事或将格言故事化的有75则，加工历史故事的有260则。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学很兴盛，诸子百家、游客策士往往引述先人事迹来印证自己的主张，使历史故事转化为寓言故事(其关键就是具有了寓意和讽喻性质)。这种现象，《庄子》中虽为数不算少，而在《韩非子》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晋文公攻原

得卫”(《外储说左上》)由《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与《国语·周语》有关记载演化而来，“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外储说左上》)由《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演化而来，“纣为象箸”、“棘刺母猴”、“滥竽充数”、“唇亡齿寒”、“扁鹊见蔡桓公”等，均是加工改造的历史故事。有人统计，《韩非子》仅取材于《左传》和《战国策》的历史故事就达80多个。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中，有明主暴君的故事，有忠臣奸党的故事，也有士人愚者的故事。《喻老》中的“目不见睫”，讲的是楚庄王听了大臣杜子“目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的劝喻，而取消了讨伐越国的决定的事。《外储说左上》中的“郢书燕说”，讲的是燕相国向国君解释郢人在信中误写的“举烛”二字的含义，而使“王大悦，国以治”的事。《和氏》中的“和氏之璧”，讲的是献玉璞的楚人，先被厉王“刖其左足”，又被武王“刖其右足”，到文王时，才“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的事。《韩非子》寓言，在历史典籍中广采博收，无所不为，这“不仅确立了中国古代寓言取材于历史故事的优良传统，还加强了寓言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拓宽了春秋战国寓言题材的领域”。 即使是取材于历史的人物，《庄子》和《韩非子》也都按自己的思想立场进行加工改造，使之成为变形了的寓言化形象。如孑L子这位儒家大师，在《庄子》和《韩非子》中均先后出现20多次。《庄子》一书，大都“借孔子之躯，以嵌庄子之魂”。如《庄子·人间世》有一段孔子论“心斋”的故事：颜回要到卫国去劝君王施仁政，请求孔子该如何做。孔子在一一否定颜回的设想后，告诉他要专心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在这则寓言中，孔子成了一个醉心虚无的道家学派人物。韩非受庄子等诸子前辈的影响，也改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让历史人物说话，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韩非把孔子改造成了法家人物形象，借助这位大权威的口宣传严刑峻法的学说”。如《内储说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在这里，孔子俨然成为法家的代言人。其实，“刑弃灰于街”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此时孔子已去世100多年，但是韩非子把商鞅之法说成是殷之法，又假托于孔子，从中可知这故事是虚构的，其目的是借孔子之口宣扬法治思想。

三、组织形式上的相异之处

《庄子》寓言夹杂文中，没有独立地位；《韩非子》首创结构宏大而又相对独立的寓言群落体制。

先秦哲理散文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进行说理。但《庄子》中的寓言与《孟子》、《韩非子》等其他诸子著作及《战国策》、《国语》等历史著作中的寓言不同，寓言在庄子及其后学手里不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一种智慧的诗性形式，是体“道”的艺术手段，它体现的是“道”的精神和物心交融的审美情趣嘲。《墨子》、《孟子》寓言数量较少，《列子》、《吕氏春秋》寓言数量增多，但无论多少，都不过是为了表达思想、论证观点而列举的例证而已，寓言故事贯穿于应对辩难之中，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庄子》的绝大多数文章虽然都有几则寓言故事，有时也有寓言中套小寓言的群落，但基本上也没有改变论证论点、不能独立存在的状况。如《庄子·外物》中的“涸辙之鲋”这则寓言，是庄子指斥不肯贷粟的监河侯时，讲的一个关于车辙中鲋鱼受困的故事，它很好地倾吐了庄子忿然不平的心情，有力地表达了要少说空话、大话而多做实事的思想，辛辣地讽刺了那些只讲好听话而不肯用实际行动救助别人的人。《庄子·逍遥游》是一篇谈论人生哲学的专题论文，宣扬“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的思想。但它不像一般意义的论说文那样以理论的说明与论证为主，不主要靠演绎、归纳、分析等逻辑方法推论。而主要靠寓言故事的有机组合来构制。全文除几处点明主旨的语句外，几乎全是寓言。开篇以大鹏怒飞和“汤之问棘”为主干，穿插“蜩与学鸠笑之”以及朝菌、蟪蛄、灵龟、大椿等形象，说明大、小之物各有所待，不算真正逍遥；接着由主要写物到主要写人，宋荣子“辨乎荣辱”、列子“御风而行”亦若此矣；然后提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观点，并用“尧让天下于许由”、“藐姑射之神人”、“大瓠之种”、“不龟手之药”等寓言故事加以论证；最后在关于大树与狸狴无用还是有用、有大用还是小用的论辩中，升华出主旨——无用即大用，只有“无所可用”，才能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永作绝对自由的逍遥游。

《韩非子》寓言少数散见于各篇，作为说理的论据使用，而多数集中在一起。在表现形式上的独到之处，就是“完成了结构宏伟的„寓言群‟这一新体制”。“被打屁屁的故事寓言

第三篇:《韩非子寓言的艺术成就》韩非子寓言故事大全

《韩非子》寓言的特点

【摘 要】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文风峭刻、犀利，其中最具文学色彩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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