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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读书笔记》

乡村工业化与乡村发展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读书笔记

(07级政治学理论 张继明)

内容摘要：本文是关于《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本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经典专著的读书笔记。该书综观从135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的全部历史，提出与传统经典理论相悖的理论。用“过密化”理论论述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以一套新的分析理论来解释乡村社会的发展问题。本文从三个角度来说明读者的拜读感受，首先是关于著作的研究状况、材料和方法。其次是著作的核心概念和主要内容。最后是关于读书的研究性思考：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发展。

关键词：笔记；过密化：乡村发展

中国社会的底层乡村是有故事的。小农经济的传统，把自然经济的更替与变迁演绎的淋淋尽致；宗法制度上的等级秩序，把农民安土重迁刨食于土地编织的丝丝入扣。农民、农业、农村中国乡土社会的三元素融合凝聚传唱着农业文明的轨迹。想深入的了解中国社会，把握中国社会传承的内在逻辑，就必须去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了解他们繁衍生息、发动社会前进的农业。设身处地的感受乡村社会的生活，感悟农民的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才能了解中国社会未来前进路径与趋向。才能用一幅全景式的画面描绘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传统元素的腐朽一面，侵蚀着中国社会的前进；纷争动乱搅和着文明创造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写了中国的封建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榜着历史的新纪元。于是彻底改造了中国社会全貌的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突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依然是中华民族前进的动力源。“变则通”， 时至今日，以改革为动力的当代中国的建设依然延续着农村是社会前进的突破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乡村工业化书写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貌。拜读了华裔学者黄宗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专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三角），使读者加倍感受中国乡村社会的广阔、农民的忧伤与幸福、农业的凋敝与前进。作者以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纵横六百年，阐述了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研究状况、材料和方法关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

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长三角》可以说是一部区域研究的典型。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区域研究在农村社会研究领域还是比较少的，而且研究的成果很成功的更少。黄宗智以《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和《长三角》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两部专著，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社会区域研究的农村经济史研究的里程碑。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作者不仅深入分析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还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宗教与乡村政治的关系。同时黄宗智还将自然村和国家一并放入20世纪上半叶华北社会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分析。与黄宗智利用相同的满铁“惯行调查”的资料所撰写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的杜赞奇，同样也是一部探讨20世纪上半叶国家和村庄关系的经典之作。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文化的权力网络”两个中心概念。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国家政权在下沉的过程中，建设是表象、汲取经济利益是实质所谓“国家政权建设”只不过是国家与乡村连接机制变异的“政权内卷化”。由此衍生“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两类变异物，将华北农村的社会发展束缚在一种没有发展的境地。关于中国乡村社会市场经济研究并且提出发展模型的著作是施坚雅的《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为了阐明市场结构的空间体系，从而进一步分析其经济和社会范畴。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施坚雅把本来只是一种应用工具的模型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施坚雅提出了一种村庄发展模式。当然还有关于中国南方宗族研究以及关于中国乡土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有一系列，但是有影响的太少。

《长三角》分两大部分，分别描述了从1350年到1950年长达6个世纪的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蓬勃商品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以及从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主要以上世纪30年代的满铁“惯行调查”为基础，结合作者自身在松江县华阳桥乡的8个自然村实地调查，通过与华北地区的比较分析，来阐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小农农业为什么始终处于糊口水平。并试图说明真正的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集体工业的发展和乡镇工业的发展。

学术研究讲究有问题才有研究的价值。黄宗智认为历史研究必须要联系实际，这样才能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取理论。并要求理论的提出，从事实中来，还要回到历史事实中去验证，力求避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或者政治化了的理论阻碍对历史事实的把握。作者分析了两代学术，既“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争辩，引发出后世研究对之的怀疑，在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之余，是否要打破这种规范认识的危机。同时，强调实证研究揭示的研究发现的悖论，既经典理论与长江三角洲发展事实的不符。一是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出现商品化的事实而该地区没有发展也是事实；二是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经在出现而该地区的小农家庭生产依然是主导。黄宗智以不同旁人的视角，纵横全局的分析，揭示原因内的原因，提出“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概念来诠释他的“过密化”的理论。他强调微观的社会研究，从方法的角度看，微观的社会研究有助于摆脱既有的规范信息，如果研究仅仅只是局限于宏观和量化的分析就无法打破规范研究的危机了。也就很难突破社会研究的狭隘的从理论到理论的视角了。对此且不论其提倡和使用的利用史料的微观实证研究及跨越学科界限，并在分析时综合史学、文化学、经济学的方法所带给我们的启发,单就其所主张的对“规范认识”的问题化和进行批判性反思就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这一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史学研究,而是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我们至少领会到不能简单我的梦想之旅照搬西方理论模型,而应寻求中国理论的自主。对于我们的过去,无论变化形式还是推动力都不同于西方,所以其理论无法直接转译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如果真的可以,我们就无需花关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关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关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发展。

费如此大的精力为不同模式进行经验证明和理论概括了。黄宗智的研究旨趣始终围绕一个问题,一个萦怀于心的问题,即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如何将我们对中国未来图景的理论设想带入到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研究中来?这种理论关怀表现了其深深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相信只有这种勤于反思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引导我们走上理论诉求的正途。

二 核心概念与主要内容

（1）过密化，指的是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发展。（2）单纯的的密集化，指的是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度发展。

（3）发展，指的是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或者是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过密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下扩展。发展不仅回伴随人口压力的发生，而且伴随着劳动的分工，增加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投入或技术投入。

黄宗智对于长达6个世纪的长江下游区域农业发展的分析亦或者是没有发展的分析，我们应该体会到农民之于土地，在我国的所谓的糊口农业左右农民命运的时候，就等同于水之于鱼。既然，农民无法摆脱土地，那么什么原因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无能为力呢。这显然才是没有增长的发展原因的所在。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分析到明清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相对于其它地区是发达的，而且是非常发达。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考虑到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投入到土地或当时家庭手工业发展，使农村越来越向精细化和复杂化方向扩展，农业甚至在整个农村出现了“过密化”现象。而这种“过密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比如妇女以及有一些劳动能力的孩子；另一方面是当时人口的不断增长。人口生存问题的解决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在土地资源既有的情况下，技术的落后、原料的匮乏，这不仅带来了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而且也增添了小农家庭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面对生存是第一需要，权衡利弊的情况下，扩大对农业的劳动力的投入就成了首选，毕竟商业化的传统依然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同时农民也没有足够的物力、财礼和能力去经商或者把家庭手工业做大做强。相比较而言，劳动力的过度投入就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因为农民除了劳动力还有什么？在这种长期的“过密化”增长状况下,小农家庭的生产、生活和市场行为充满着更多的风险。首先来分析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及小农选择逻辑。“过密化”理论，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三角》两书中都有提及,他提出的“过密化”理论在国内外学界激起很大反响。以“边际报酬递减”为基本特征的农业“过密化”(或称“内卷化”)理论构成了他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卷化”一词首先由康德提出。后来,吉尔茨在研究爪洼水稻农业的过程中,发现在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爪洼,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一直未实现质的突破,亦即未曾导致人均产值的提高,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于是吉尔茨称这种现象为农业“内卷化”。农业“内卷化”的实质是农业的极端“密集化”经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黄宗智在两本书中改造了吉尔茨的“内卷化”理论,以边际报酬为尺度提出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从而他把农村经济变迁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另一种是“过密化”,总产出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并且他把这三种情况与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认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态下保持不变,在过密状态下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从上述评价体系出发,黄宗智用了大量实证资料和数

据来分析研究，并通过与经典理论的比较研究，来论证长三角区域农业发展的过密化的原因所在，他认为,长期以来,长三角的小农经济不仅农业,而且家庭手工业都呈现出“过密化”特点,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小农经济的“过密化”状态在近代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浪潮中并未有所改观 “过密型商品化”反而使小农家庭生产单位更加完备,这种完备的小农家庭生产最终清除了类似资本主义的经营式农场农业。同时他论述道： “过密化”现象从明清时期一直持续到1980年我国政治经济改革,乡镇企业的勃兴从农业中抽走了过剩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后,才有了质的变化。1980年前,由于农业劳动力特别是辅助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甚至为零,不断增长的人口只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劳作,总产量增加总是被劳动生产率降低所抵消,农业根本没有积累去发展,“过密化”就这样长期反复上演。明清以来长三角农村的“过密化”使小农家庭面临的风险复杂化和多样化了。在遭遇的风险面前,小农的生存状态是分析小农选择逻辑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长三角,尽管农村“过密化”现象一直没有改观,但商品化和小农家庭多样化经营,勉强能使小农家庭维持在生存与不能生存的临界点,可能有少量剩余去抵御一定的风险,当然,决不会有足够剩余去防御过多过大的风险,抽走剩余过多,就会威胁到小农家庭的稳定甚至生存。这样的生存状态下,当风险来临时,小农不是被动地听之任之,也不是主动地积极防范,而是本着自家利益和生存需要,根据风险与己相关程度,理性地选择分散风险的行动方案,最终达到自家损失最小化。“生存伦理”已嵌入小农选择逻辑的核心位置。

在此，我们不得不承认黄宗智在分析“过密化”的过程中的逻辑严谨性。他在分析乡村发展时认为：农业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升，使得很少的农业人口养活全体人口，使农业摆脱农业生产对整个社会发展的羁绊，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在这个核心标准的前提下，“过密化”以及“过密化”存在的原因，就从历史事实中去论证。在论证过密型商品时，他认为：长三角地区农村家庭生产的过密型商品原因之一在于生产的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以劳动量代替生产率。家庭商品生产或者农业生产能够战胜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营式商品生产或者农业生产。关键是经营式的生产不得不依靠支付市场工资以雇佣中年男子。相对于家庭式的生产，那些妇女孩子所需的只是自足的口粮而已。在此基础上同时很党校培训心得难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商品文化以及社会文化或者说形成的结果没有力度。在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的刺激效果时，强调的也只能是过密型。小农经济的狭隘性和短视性没有野心去获得技术的提升和生产的规模化。

国家位置呢，国家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简单的政权建设还是维护统治，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汲取，如果有政策的扶助那也只是为了汲取的最大化。因为明清的史实说明了，国家在过密化过程中是获利的，既然国家的目的已经实现。那么还有谁去关心乡村社会的农民的生活呢，那只能是农民自己。因为现代的投入，像水利工程、农田改造、化肥使用、技术革、先进工具的普及等等。没有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是土地的数量有限，技术的提高，产量的提升，没有人口的增长速度快。另一方面就是国家的大幅度的汲取。这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障碍，又是农民贫困的原因之一。二者交错纠缠，造成了乡村的有增长没有发展。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封建的中社会，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人民公社时期的建设这种“过密化”始终伴随着中国农业社会。面对广大的农村社会，农业经济的税收是城市发展的血液，这种无偿向城市的输入，是以农

民的困苦、农业的落后、农村的不发展为代价的。集体经济的发展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活力，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减轻了土地的压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的发展得到彻底实现。于是集体企业只是缓和了“过密化”进一步的延续。这也使人们感受到了乡村工业化有可能打破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历史事实也说明了，改革开放，经济体制的转轨，乡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能够打破“过密化”的发展樊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劳动者摆脱了束缚，劳动得到了自由。乡村工业化给予了农民大量外出转移就业的机会，而不必只有靠土地的生产才能生存。同时国家的政策引导，计划生育有效进行，农业人口压力减缓。市场经济的稳步推进，利润刺激。于是一个新的农业发展阶段真正得以实现。

三 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发展

既然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前进的轨迹，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把中国乡村的进步排除在这一历史的进程外。不管是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还是新农村建设的政策需要。中国乡村的前进都是不可阻挡的，作为拥有9亿农民的中国乡村社会，如果单从农业上发展是无以解决这个庞大的人口发展的问题的。虽然，目前中国的人民已经解决了生存的吃饭问题，但是农民不能仅仅停留在吃饭问题的解决上，农民要发展，乡村社会要实现与城市一样的生活或着实现生活水平的提升，这种已经从物质到享受的升华，从城市的生活中招摇着广大的农民。那么在温饱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的方方面面才是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问题所在亦或是关键。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城乡一体化的进行，已经作文美丽的校园揭开乡村发展的序幕。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觉醒。现代传媒沟连着乡村和国家，现代化的宏观背景如同一种理想图景吸引着社会前进的视野。农民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吗，已经成为一个疑问，是与不是似乎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重心在于农民该怎样的发展才能与现代化有机的融合。当我们努力思考着农民在现代化进程是不是要终结时候，已经把农民的前途放在非现实的境地。农民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农民的发展是最后的发展。如果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发展问题，社会的美好景象是不是一种理想型，已经不是现实的问题了。然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要把问题放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其实也是一种“试错”过程或者是“试对”。农民的发展是最后的发展，就是在城市发展后的发展。农村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境界了，也就是说这个最后的发展该发展了。

读了《长三角》使我认识到中国的乡村社会的发展依然是城市化或者是城乡一体化，只是发展的途径要突破束缚。乡村工业化有这种突破的潜力和可能。当然，目前在搞市场经济建设无可厚非，但是市场经济的分散性，个体经济的实力能否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私有经济的剥削性富裕的依然只是一部分人。想要全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概率很小的期盼，人性的弱点在市场经济下演绎的真实，人人都能体会到。公民社会的发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民主化的大潮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时，也说明沉渣泛起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博弈的过程，社会发展永远没有完美，只有进步。中国社会的公民组织在成长过程中遭受着磨难挫折一波一波的袭来。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还是一个很久的过程，如果以公民组织发展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反面的神话。因为政治的抗争就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尽管我们高叫着公民社会、公民组织、权力回归社会而将发展本末倒置。我们应该注重现实的问题，当然不是说不要公民社会，而是应该看到公民

第二篇:《关于推进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思考》

关于推进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思考 绿色食品是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生产方式生产，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它代表了未来农业和食品业、食品消费的发展方向。本文试图通过对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现状的分析，就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认识、思路和工作重点作一些探讨。 一、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省绿色食品开发开始于1990年。但在前10多年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进展比较迟缓，全省具有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产品一直在不到20只的水平上徘徊，大大落后于全国的发展水平。直到2015年，在省委、省政府打造“绿色浙江”和省农业厅“打造绿色浙江农业”的战略决策推动下，我们从营造发展氛围、加强体系建设、规范认证管理、提供优质服务、重视产销对接、加快市场开发等多方面入手，加大了绿色食品的开发力度，使我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到今年6月底，全省已有68家生产企业累计开发蔬菜、茶叶、水果、粮油、水产品、加工食品等不同种类的绿色食品100只。去年我省绿色食品开发的增长幅度名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预计到今年底全省可望有150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有效使用权。我省绿色食品产业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事实证明，我省发展绿色食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具有较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二是农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三是较为发达的食品加工业为绿色食品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四是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特别是省委、省政府“生态立省、建设绿色浙江”和“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两大战略决策，既为我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我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可以说，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我省绿色食品事业发展中所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与打造“绿色浙江农业”的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一是我省绿色食品所占的份额与我省在全国农业经济中的地位极幌喑啤＝刂?SPAN lang=EN-US>2015年底，全国绿色食品企业共计1756家，有效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产品3046个，产品实物总量达2500万吨，年销售额597亿元，出口额8.4亿美元，环境监测的农田、草场、水域面积达到6670万亩。而我省绿色食品的品种、规模、生产总量无论是在全国绿色食品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在我省农产品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低。 二是缺乏带动农民能力强、示范作用大的大型绿色食品生产龙头企业，产业化程度低。目前我省已取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的企业，大说说心里话作文多是规模比较小、实力不太强、技术含量比较低、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中、小型企业。在全国151家国家一级重点龙头企业中，绿色食品企业有51家，超过1/3，而我省18家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仅有2家申报绿色食品。这也是我省绿色食品发展近几年来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之一。 三是绿色食品的市场效益还没有得到充分显现。绿色食品的市场价值还没有充分实现，没有真正体现优质优价，品牌效应有待进一步增强。 四是部分地方对绿色食品工作重视程度和推动的力度与绿色食品在新阶段加快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绿色食品的优势和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绿色食品是一项促进农业提高素质和效益、增进人民健康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事业，需要各级政府积极给予支持和推动。从未来发展看，绿色食品发展将更多地依靠市场需求的拉动，而现阶段，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质量安全意识还不够强，发挥政府职能予以推动是至关重要和十分必要的。在现阶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非常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帮助拉动一下。 这些问题，既是绿色食品加快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发展的潜力所在，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加以解决，就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二、推进我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是实施省委、省政府“生态立省、建设绿色浙江”和“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两大战略决策的要求 最近，省农业厅厅长程渭山在谈到如何准确定位，理清思路，明确现代农业的路子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省委、省政府作出的‘生态立省、建设绿色浙江’和‘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两大战略决策，是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速浙江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与环境、自然相协调，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关于推进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思考】关于推进我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的思考。认真贯彻落实这两大决策，进一步明确浙江农业的产业定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打造绿色农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是当前农业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个观点，对我省绿色食品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发展生态经济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有效手段。生态省建设的内涵是全方位多层次的，绝不仅仅局限于保护生态环境，它既是一个环境概念，又是一个经济概念，还是社会概念、文化概念。这两大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促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丰富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增加农产品数量，解决温饱问题转变为保障农产品质量，提高安全水平，提供舒适、健康、和谐的生活环境。而发展绿色食品正是符合了这样一种潮流。再从另一方面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省出口的农产品中农药和重金属残留超标现象时有发生，而同期国外的“绿色壁垒”越筑越高。2015年日本对进口蔬菜的检测从6项猛增到60多项，欧盟对进口茶叶的检测从6项增加到134项，标准大幅提高。因此，按照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要求，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开发，使生态农业在农业经济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既是“生态立省、建设绿色浙江”的要求，也有利于我们从容融入国际潮流，全面适应WTO规则，进而提升我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长三角地区面积为全

国陆地面积的2.2%，人口为10.4%，所创造的GDP却占全国的22.1%。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片生机勃勃的热土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和动力强劲的“发动机”。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是党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我省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是必然的选择。谁能主动接轨上海，谁就有可能先一步获得机遇并快速发展。“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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