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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20世纪30年代上海生活的标志》

饰品

三十年 代的上海，上流社会名门淑媛追赶时髦、享受奢华的生活，是空前绝后

的。她们崇尚西化的生活，游泳、骑马、跳舞、打高尔夫球，她们要求服饰更美观，饰品更玲珑精致。

摩登女子根据不同的场合、季节和服饰来选择不同的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胸针等饰物。不管是穿旗袍还是著西式服装，摩登女子们的耳上、颈上、腕上、指上全用首饰武装起来了，这些东西论其价钿，可能倒并不贵。但琳琅满目便造就了上海摩登，烟花烫的卷发，配上透明丝袜、高跟皮鞋、项链、耳环、手表、皮包，这就是当时最时尚的装扮，女性角色的扮演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许多当时的看板、月份牌上的俏佳人形象，便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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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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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箱

梳妆打扮用的木漆镜箱，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型梳妆台，“镜”是指鹅蛋圆的镜子，“箱”则指梳妆镜下面可摆放梳子、发卡和化妆品的几层小巧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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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主 10

给老师的信

电扇

如今家家户户都装了空调，电扇被冷冷地放在角落裏，然而有多少人知道，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扇可是奢侈的用品，站在时尚的浪尖上风姿绰约。1916年，中国第一台电扇发明者杨济川

我的新发现

在上海四川路横浜桥开办生产变压器的工厂，以“中华民族更生”之意，取名为华生电器制造厂。1925年华生电扇才正式投产。 当时，电扇是专属於深宅大院和高档消费场所，而用得起电扇也愿意接受电扇的人，一般都是生活在上海的洋人、华侨、海归派以及年轻新潮的中产阶级家庭。 居然能在城隍庙发现四叶的华生电风扇，真让记者大吃一惊。这些古旧的电扇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十分昂贵，售价都在数千钱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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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转型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已深刻影响和融入中国经济社会众多领域。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始终是贯穿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主线，极大地拓展了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空间。自1843年被迫开放门户后，上海是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文化中心为一体，综合经济实力居于全国首位。解放后，为了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技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对于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对上海城市在转型期的活力再造和功能拓展提供了载体和空间。浦东的发展，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之一。

一、开发开放浦东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国上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新貌。然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却逐步失去了在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地位。上海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调拨量、内迁工厂与技术人员输出等10项曾经独占全国第一。1982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1.4%，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7.9%，外贸出口总值占全国16.3%，内贸日用工业品省际调拨量约占全国45%，港口吞吐量占全国的38%[1]。然而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新月曲如眉的总体速度仅为7.4%，低于全国平均9%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其中，1985年至1987年，上海连续3年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滑坡”。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由第1位降到了第6位，落到了广东、山东、江苏、辽宁、浙江之后。

现代经济的全球扩张性要求必须占据便利的、通往世界各地的出海口，经济贸易中心有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沿，倚东海之滨，南临杭州湾，西与富庶的江苏、浙江两省毗邻，北界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正处于中国南北18000公里海岸线的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袤，具备得天独厚的国际经贸区位优势与国内辐射优势，一直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内外贸易、进出口双向辐射的经济生长点，又是全国高等学府、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劳动力素质较高。在世界经济重心正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新技术迅猛发展之际，上海的发展问题倍加令人瞩目。

(一)开发开放浦东前上海城市发展的瓶颈

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既有自身发展问题，也有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的约束。

1.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城市功能逐步由多功能综合型城市转变为以工业、科技基地为主的生产型城市。上海具备了冶金、化工、机电、仪表、轻纺、石化、汽车、飞机、电站设备、新材料等门类齐全的工业及微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激光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约有四分之一的工厂不同程度地参与出口产品的生产，许多轻纺产品、手工艺品等驰名海外，不少机械、电子产品以及钢铁、万吨级船舶等进入了国际市场。但是存在片面性和失误。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了工业，忽视了工业以外其他产业的作用，工业结构内部(包括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等)也不合理，基础设施严重薄弱，工业布局混乱。上海是个资源短缺型城市。多年来，由于粗放式经营，1949年至1979年，上海的工业增长25倍，同期能源消耗增长24倍，钢材消耗增长74倍，即产值每增长1%，能源需增长0.96%，钢材则需增长296%[2]。随着计划和物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分配给上海的物资不断减少。如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煤炭，1984年占全市消费量的93%，1988年下降到78.1%；同期内钢材计划分配的比重由54%下降到30%；木材由66%下降到30.6%；其余的必须自筹。1987年上海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仅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0%，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物资仅有17种。原材料、资源平价供给量的迅速减少，使上海工业投入成本不断提高，效益逐渐回落，也使地方用于进口原材料的外汇支出大幅度上升。1981年地方进口原材料外汇仅0.45亿美元，1987年连同中央各部门转由地方进口的物资，地方外汇支出高达6.5亿美元[3]。上海工业设备陈旧、厂房简陋，在外地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后相当部分产品丧失传统优势。产品结构水平低，尤其在出口商品结构上，轻纺产品占80%以上，重、化工产品不到20%，而且基本上都是中、低档和附加值低的产品，直接影响对外经济发展。对外服务功能不足。1952年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3%，其中商业尤为发达，其产值约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后逐步下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低于20%。经济中心功能减退，缺乏活力和辐射、带动力。

2.空间布局的逼仄

上海历史上是典型的租界城市，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中各自为政，使整座城市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杂乱无章、畸形发展，连管道运行、电话接口，等等，每个区域都是不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有所改造，但因资金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建设而难有根本改观。道路狭窄，工业、商住区域不分，市区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过高，城市容量已达到超饱和状态。虽然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运动、发展的物质载体，因为集聚而产生较高的效益，然而这种效益并不会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得到相应的增长，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其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对此，上海曾经用扩大市区范围的办法，市区面积曾一再扩大，1949年为86平方公里，1958年开辟了若干个卫星城镇，扩大至127平方公里，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81年再次扩大为149平方公里，1985年为261平方公里。由于生产的增长有增无减，在城市中采取“见缝插针”发展，不仅不能解决市区的超饱和状态，使工业布局更趋恶化。城市基础设施陈旧落后、道路交通拥挤、电力紧张、环境污染，电话、自来水、煤气等公用事业跟不上群众生活需要。20世纪80年代之初，上海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三废污染、车辆事故、人口密度等方面居全国倒数第一，各种不安全因素不断暴露，对整座城市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威胁。

3.体制机制的局限

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难度在于开放度不足和财政上交任务重的双重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成为经济生产、财政税收、文化教育都由中央控制、直接管辖的城市。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继南方四个特区之后进一步开放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政策环境虽然有所宽松，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那只是一般性的。由于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巨大，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贡献重大，中央对上海的开放必然十分慎重地加以把握。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年至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上海地方财力仅能支持城市的基本维护，很难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和建设，以致削弱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上海对外开放无论是规模、程度还是速度、领域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南方城市。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人口流动率相当高的城市，大进大出。从1958年开始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迁入，人口由频繁流动变为相对静止。这对于城市的活力，对上海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上海亟须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以重振雄风，发挥其在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二)对上海城市发展道路的探索

1980年7月至9月，上海市委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市经委、农委、建委、计委、科委、财政局等相关单位关于十年规划的设想，讨论研究上海今后的发展方向、重点等问题。1981年至1982年，全市掀起了“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的讨论热潮。1983年4月，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外挤、内联、改造、开发”的方针。同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时提出:上海要充分发挥口岸和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挥经济、科技、文化基地功能，作全国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4]。

1984年7月，中共中央指出，上海、辽宁两个老工业基地必须振兴和改造。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在听取了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后，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与上海一起调查研究，提出改造振兴上海的战略方案。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分别听取了市政府19个委、办、局的汇报，开展了6个专题的调研，并与市政府联合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省市专家学者纷纷对改造、振兴上海献计献策。12月，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联合向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提出，上海应当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作用，力争在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市。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请求中共中央、国务院给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重点支持。所要求的特殊政策关键的有两条:一是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建立上海一级地方财政。要求改变现行的“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采取“核定基数，总额分成，六年不变”的体制，适当增加上海的支出基数，并在分成比例上给予照顾，以增强地方财力。二是给上海各银行增加基金，扩大融通资金的权限。上海银行可同全国各地银行发生横向联系，允许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向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其他还有扩大对外贸的经营权；对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实行更多的优惠政策；提高外汇留成比例等措施。

1985年2月，国务院同意《汇报提纲》，批示强调:上海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造、振兴上海不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事。1987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中央各部委组成的工作组来沪，帮助上海制订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并获批准。中央给予上海地方财政包干政策，财政上缴比例从87%下调到64%。此后上海上交中央财政的比例逐渐降了下来。

为了赢得疏解布局、调整结构、强化功能的喘息时机，必须拓展上海城市新空间。市委、市政府曾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对城市空间布局发展的北上、南下、西扩、东进等多种方案进行了探索。北上指往北部的吴淞、宝山地区发展，与建设中的宝钢连为一体；南下指向邻近江浙两省的郊县吴泾、闵行、金山等发展，一直到杭州湾；西扩指以中心城为点向西面扩展，逐渐扩大城市化地区，东进即是跨越黄浦江，开发浦东。西扩“摊大饼式”的设想很快遭到否决，因为改造旧区要比建设新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大，且世界旧城改造史上鲜有成功典范，建设新城区产业结构置换的空间地域成本相对低。所以东进浦东和向南北发展的意见成为主流。《汇报提纲》的提法是:上海的城市和工业布局“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岸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1986年上报中共中央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提法是:“建设和改造中心城，充实和发展卫星城，有步骤地开发长江口两岸、杭州湾北岸和浦东地区，有计划地建设郊县小城镇”。三个开发中提到重点应是浦东，但目标主要集中于沿江城市化地区，主要以陆家嘴为中心，将其建设成为上海市中心的延续部分。那时的浦东开发概念主要是上海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方针实施中的关键一着棋，是城市突破瓶颈的发展战略。

(三)从城市发展战略到国家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86年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指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必须从长远考虑，高瞻远瞩，面向21世纪，面向全世界，面向现代化”；“还应当把上海建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意见，对规划方案再次刘铭禹修改上报。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5]。

上海是跨河型城市，黄浦江把它分成了东西两部分。浦东是长江三角洲东缘的一方扇形土地，东临长江主干道公海段，北扼吴淞口，处于中国“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早在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河、波恩的莱茵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都是河两岸比翼齐飞，带动了整个城市腾达。然而由于历史上黄浦江两岸没有桥梁和隧道沟通，一江之隔使浦东迟迟得不到开发，除沿江部分区域，大部分还只是农村化地区。为了落实国务院的批示，1987年7月上海成立了由副市长任组长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聘请原市领导以及一批专家任高级顾问、海外知名人士为顾问，对浦东开发进行大量的可行性论证。黄浦江市区段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动工兴建。1988年5月，上海召开国内外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阐明:“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发浦东，加快向外向型经济发展，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第一流新市区”，并强调开发浦东要再造“上海经济中心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6]。

1990年5月，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挂牌

浦东开发开放的真正启动是1990年初。邓小平、杨尚昆在上海过春节，听取上海关于开发开放浦东设想的汇报后，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这既是出于他对上海目前困境和潜在优势的洞明，也是基于他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判断和对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设计。上海的腹地是长江流域。而整个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岸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4，人口占全国的1/5，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近4/5。他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7]。他把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领头羊，要求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拓展特区的经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方位、高层次开放新格局。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8]。他强调:“上海开发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9]此后又多次强调:“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0]。

上海于1990年2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在邓小平的积极支持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构想，先后委派国务委员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带领有关部委负责人进行实地考察，策划如何启动开发浦东，政策如何定。财政、外贸、计委、人行等部门调研后起草提纲，提出了“一二三四五”的政策:每年可利用外资一个亿美元；中央给上海每年二个亿的补助和三个亿的贷款；同意搞土地批租，免交土地批租的40%用于土地滚动开发，城市建设；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个五年里的财政不上交。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指出这是中国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上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要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这样，浦东开发开放就从上海的地方发展战略变成了国家发展战略。

二、开发开放浦东战略的实施

浦东开发开放把上海推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开发开放浦东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要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片良田、滩涂上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区，使其成为未来上海城市功能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域载体，必须推行超常的发展战略，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

(一)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定位

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上海市领导为筹划浦东开发，曾先后率代表团遍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园区、新兴工业园区及自由贸易区，学习借鉴其成功的经验，组织大型中层干部团去广东、深圳、等地学习取经。通过比较、分析、讨论，逐步形成了上海浦东开发的思路，其核心是要抓住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托长江三角洲的地缘优势和人才资源，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梯度转移，并根据上海的基础与条件，把承接产业的水平定在“中高端”，从而可以把浦东新区建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交汇点与聚合区[11]。上海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1991年4月通过的“八五”计划中确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16字方针，明确浦东的开发开放坚持打“长江牌”、“中华牌”和“世界牌”。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明确了上海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明确了上海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也指明了上海迈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要求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2001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功能定位，为迈向新世纪的上海描绘了新的发展蓝图。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鼓励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从改革创新的层面对特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指示和定位要求为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政府先后于1990年、1992年和1995年3次比较集中地赋予一系列特殊政策。1990年，中央给予了浦东开发10项优惠政策，给予65亿元启动贷款。1992年1月，国务院宣布扩大浦东新区部分项目审批权和资金筹措渠道，给予进一步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政策支持。不久，又给予扩大5类审批权限，增加5个方面资金筹措渠道的优惠政策，给予上海更大的自主审批权。1995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九五”期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通知》，赋予浦东一系列新的功能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税收和资金、扩大市场开放度和准入度以及扩大审批权限等3个方面。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浦东开发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使浦东成为全国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准入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关注、支持着浦东的发展，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到过浦东视察、实地调查研究和现场指导。江泽民曾先后19次到浦东考察工作，再三强调“浦东开发开放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来的，一定要集中力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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